从八德园到摩耶精舍——论张大千独特的爱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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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大千20世纪50年代之后于巴西圣保罗历时17年,耗巨资、在异国他乡精心营造出一座中国古典式名园——八德园(图1),占地约300亩。60年代末,由于客观原因,大千忍痛别弃八德园,移居美国西

张大千20世纪50年代之后于巴西圣保罗历时17年,耗巨资、在异国他乡精心营造出一座中国古典式名园——八德园(图1),占地约300亩。60年代末,由于客观原因,大千忍痛别弃八德园,移居美国西海岸卡米尔,历时近10年将一座美国风格的古老大宅,改造成为一座中国式名园——环荜庵,占地约5.5亩。70年代末,由于种种原因,大千最终定居台湾外双溪,历时5年,在此倾心营建自己最后的山水画式家园——摩耶精舍,占地约2.7亩,现已成为台湾著名的中国古典名园。 三座园林在营建过程中,大千不辞劳苦,均亲自参与一花一木的布置,且对其位置的摆放,达到了力求完美的程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结呢?难道仅仅是后人说的他是在营造一幅立体山水画卷吗?这种说法的分量是不是太轻了点呢?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本文试着通过对游子大千在海外经营三座园林的良苦用心,来解读一个以营造中国古典园林的独特方式来表达爱国情结的张大千。 图1 张大千弟子孙家勤绘制的《八德园全景》 一、country与state的含义之辩,析大千游子的国家观念 张大千,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由于长期滞居海外,且加入了巴西国籍。一时间说他不爱国的流言四起。事情真是这样的吗?那么,这里的“不爱国”与大千心中的“国家观念”到底是怎样一个关系呢?要证实这个问题首先得从辨析“国家”的含义入手。 “国家在英文中可用country与state来表达。Country是与特定土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组织,强调的是国民与所居住国家自然领土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依赖人们对土地的自然情感将国民团结在一起,由此包含了祖国、国土和乡村的含义。而state是依赖抽象法律制度建构起来的政治组织,更强调公民与国家整体的内在关联,它依赖于法律关系将公民团结在一起,由此包含了政府、公共权利和政体的含义。现代国家的前提是所有公民都去除了地域、出身、民族、宗教和传统等等这些自然因素,被抽象为拥有自然权利的理性人,他们之间出于利益考虑而通过社会契约的法律机制建构起国家。因此,现代国家政治哲学基础是state,而非country。”[1]37 如上所言,简单来讲:“国家”的所指有两个:一是:country;二是:state。能指则为:country包含祖国、国土和乡村;state包含政府、公共权利和政体。从语言学角度讲,任何事实的成立必须是此事所指与能指的统一。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毫无疑问是“依赖抽象法律制度建构起来的政治组织”,是典型的现代性国家,所以,这里“国家”的所指为state,能指为政府、公共权利和政体。因此,从国家现代性的理论上讲,一个人(公民)要热爱新中国,必须要热爱其政府、拥护其政体及履行公民的相关义务等等,从这个层面上讲大千似有不爱国的嫌疑。但遍查大千史料,他一辈子既没有明确说过他热爱共产党(政府),也没有明确表明憎恨共产党(事实上,张大千在民国时期以及离开大陆以后,也从未加入过国民党,以及任何党派)。他对于这样一个充满现代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完全是中立的态度;因此,要说大千不爱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其实也是很牵强的。 再者,大千出生在1899年,到1921年中华民国政府(属现代性国家)成立之前,中国仍是传统性质的国家。那么,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基础是什么呢? “中国古典政治中,一直伴随着儒家的‘封建’与法家的‘郡县’这两种不同的政治组织原理。……从汉代以来,这两种政治思路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体现在国家治理结构上,基本上形成对中心内陆实现郡县制的直接控制,对四海边疆采取封建制的思路。”[1]34-35 这也就是说我国古典国家政治哲学基础是country,偏重于对土地的自然情感的认同。此时的大千已经22岁,且谙熟传统文化,对有着3000年政治哲学基础为country的国家观念可谓说不为不熟悉。对于一个刚刚兴起的现代性的国家观念的所指与能指,以及那些新颖而又十分抽象的政治概念,就连当时一些政府官员都搞得晕头转向,何况张大千呢?纵观大千的一生青年时代就不喜欢政治,对于什么现代国家他确实没有兴趣、更无心去了解。这也就是说大千的一生,其心中的国家观念都是3000年来,中国历朝历代一以贯之的那个country及其包含的祖国、国土和乡村的所指与能指。 有趣的是,社会主义新中国,虽然在法理上是现代性国家,但事实上却仍然承认country的合理性。毛泽东同志通过“十七条协议”和平解放西藏,以及邓小平同志通过“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及台湾问题,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也就是说关于国家的两种所指与能指,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同时存在的,并不矛盾,且政府也是认可的。这也就是说这两种“爱国”的诉求在社会主义新中国都是被认可的,只要二者有其一均是爱国的。 就大千而言,60年代前他是传统文化的学习者甚至是捍卫者,他曾亲口说道:“在此之前,我完全临摹古人,一点也没有变。”[2]537大千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之深是世人皆知的事,而对“政府、公共权利和政体的现代国家的含义”作为一个不喜欢、甚至讨厌政治的人来说,不了解这样一个现代性的含义太正常了。今天又有多少不关心政治的人知道这两词的含义呢?恐怕大量的国人对爱国的理解也还是停留在country上吧! 尽管,大陆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和台湾三民主义中华民国,都属于现代性国家。但爱国主义在张大千的心目中一直是个特殊的概念,这里的“国”是祖国的河山、历史文化,而非政治实体。 在巴西营建八德园耗资200万美金之巨,搜集奇花异草、怪石灵兽,开挖荷塘,遍种梅、兰、竹、菊、松,一花一木亲自参与布局,以能入画方肯罢休,无一景不中国,室内摆设的是太师椅(明清家具)、悬挂的立轴山水、字画,供奉着祖宗牌位;后来的环荜庵和摩耶精舍更是精益求精、精致之极。虽园在巴西、美国、台湾,却身处中国之文化环境之中,这比起如今国内大量的“罗马假日广场”、“美洲花园”等等之类的洋小区、洋房子,游子大千之举岂不让人敬畏!游子大千以营造中国古典园林的独特方式表达着对祖国深深的眷恋,此心、此情不是爱国又能是什么呢?! 二、住宅作为媒介的意义,解读住宅与爱国的关系 何谓媒介呢?媒介即是讯息。 所谓媒介即是讯息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3]33。这也就是说媒介是人在社会生活中自我界定的手段。那么,住宅作为媒介是人什么功能的延伸呢?在自我界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服装是我们贮存和输导体温和体能的个体皮肤的延伸,那么住宅就是家庭和群体达到上述目的的集体手段。”[3]163 麦克卢汉已经说得很明白,住宅作为一种媒介,就是家庭成员集体皮肤的延伸。行文至此,我们似乎可以找到大千为何要在巴西,费尽心机修建中国式园林——八德园,在美国不辞辛劳把美国风格的古宅大院,改造成中国式园林——环荜庵的答案了。 因为,照麦克卢汉的观点,衣服是个人皮肤的延伸,张大千一辈子穿着中国式长衫、布鞋甚至绑腿,这些都是传统中国的服饰;无独有偶,大千50年代前虽游走于祖国的大江南北,不曾亲自买地建宅,却经常寄居青城山上清宫、北京颐和园、苏州网师园等中国古典园林之中;50年代后,开始在国外定居,正式买地建园。但是,我们发现大千无论是50年代前的寄居地,还是50年代后的园林营建,都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这不正是自己传统服饰的延伸吗?如果说衣服作为一种媒介,是人个体皮肤的延伸,而住宅作为媒介又是衣服的延伸,那么,八德园、环荜庵的修建,大千更是将传统服饰作为家庭全体成员的皮肤的延伸,而昭告外国人,这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式家庭,以此来进行以家庭为单位的自我界定。 有人说张大千加入巴西国籍,这又怎么解释呢?那么身份的认同取决于什么呢?是法律吗? 然而,“公民身份认同不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而是与自己的生命和命运息息相关的自然情感”[1]39。八德园的修建不但成为了巴西名园,更成为了当地华人华侨聚会、交流中国文化的根据地。就是这样,八德园成了大千营造“与自己生命和命运息息相关的自然情感”的场所,而这一场所的营建,恰恰是大千在海外进行一个中国公民、一个中国家庭身份认同的重要举措,这何尝不是一种与自己国家观念相一致的良苦用心的爱国方式呢? 从大千一生的行踪来看,53年前他在中国没有固定的住宅,成都、上海、苏州、北京、敦煌、香港均有较长时间的居住;53年后旅居海外,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国、台湾均有过不同时间的居住。如此看来海外34年不过是他人生一段经历,而人生的一段经历通常不足以构成一种身份认同。 如果说以上的论述,还不足以说明大千的这种良苦用心;那么,通过对住宅作为媒介的意义的理解,则会让我们对以上论述更加明晰起来。 “衣服和住宅,作为皮肤和体温控制机制,其所以是传播媒介,首先是表现在以下的意义上:它们塑造并重新安排人的组合模式和社区模式。”[3]167 张大千穿着长衫、布鞋和家人住在中国式的庭园之中,因此,依麦克卢汉的观点,张大千的衣服和住宅与自己热爱的传统中国文化相较,它们“没有塑造并重新安排张大千及家人的组合模式和社区模式”;反而,更是在异国他乡进行自我界定的手段和表现。 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是“国”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家”是“国”之文化认同的载体,“齐家”与“治国”之道相通。张大千虽常年身居外国,但至始至终,他并没有按照外国的衣服和住宅来重新组合家人和社区模式。他的人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的家庭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家庭,仍然是千千万万个组成中国文化大家庭的一员。 众所周知,大千在巴西八德园中居住了17年;尔后在美国环荜庵居住了近10年,这似乎也成了大千不爱国的证据。但是,事实上“爱(国)与居住,从来没有那样密切的关联——居住者不一定就算是爱(国),离异者也未必就不深怀眷恋”[4]44。 根据李永翘先生所写的《张大千:飞扬世界》一书来看,大千定居国外实乃无可奈何之举。在国外近30年的生活中,思念祖国一直是张大千后半生最大的心病;因此,在他题画中经常出现“奈何、奈何”一语。当他决定买下巴西Mogi之地修建住宅的原因:第一,这里极像成都平原的风景;第二,在没有中国文化的地方,宣扬中国文化。这种对祖国深深的眷恋和对祖国文化的热爱,最终使他建起了一座震惊巴西的中国园林——八德园;同时,还创造了轰动20世纪“东张西毕”的艺术盛世。 大千的这些个人成就,却为20世纪后半叶传统的中国艺术在世界艺坛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并获得了应有尊严(与20世纪前半页相比)。纵观整个20世纪艺坛,无人能出其右耳!这正是大千“国家观念”在“爱国”上的最好体现。 三、小结 清末到上个世纪40年代末,中国政权数次更迭;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运动更是不断。张大千从少年时代经历“百日黑笔师爷”后就厌恶政治,中青年时代更是多次拒绝老友徐悲鸿、于右任等人让其从政的邀请。25岁时就成为职业画家,尔后伴随画画、卖画终其一生。 张大千,虽成长在中国进行现代性国家建构的历史中,但由于秉性中对政治的不感兴趣;加之,当时现实政治环境确实混乱;纵观他的一生,根本不曾染指现代性国家的state为何物,在他心目中的国家就是那个有着3000年历史的country观念。因此他一辈子自豪而又近乎固执地穿着中国式长衫、布鞋甚至绑腿“行遍欧西南北美”,但内心却始终装着“看山还须故山青”的游子情结。 这种国家观念和游子情结,近乎完美而又几近疯狂体现在了八德园、环荜庵以及摩耶精舍,这三座中国古典式园林的营建之中。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明确的感知到,作为媒介的衣服与住宅,正是张大千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国家观念的在欧西南北美的延伸与自我界定。 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采用的“一国两制”;殊不知,这正是中国古典政治中,儒家的“封建”与法家的“郡县”,这两种政治思路有机地交织在一起的国家治理结构在现代的延续。因此,社会主义新中国,虽然在法理上是现代性国家,但是事实上却仍然承认country的合理性。所以,邓小平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中谈爱国者的标准时说道:“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1]33而这里爱国者标准中的这个国家的所指就是country,能指就是祖国、国土和乡村。 张大千定居海外34年,却住着中国古典园林,穿着长衫布鞋,吃着川菜,说着四川话。当大千决定回台北定居时,一下飞机就对迎接他的友人们说道:“哎呦,我好想家哟!”尔后,当友人带了一包成都平原的泥土给大千时,他喜极而泣,一位耄耋老人当场放声大哭,让在场之人无不为之动容;随之,将其供奉在先人的牌位之前,日夕磕头礼拜[2]657。这种对祖国、国土、乡村的至情、至真又有几人能及呢?!综合而论,大千确确实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爱国者,且以近乎苛求的营造中国式古典园林的独特方式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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