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赵燕菁：中国城市化的下半程(2)_中国住宅设施杂志社投稿_期刊论文发表|版面费|电话|编辑部|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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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赵燕菁：中国城市化的下半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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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个人的判断，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1.0阶段，也就是资本型增长阶段已接近尾声，城市化的下半场也就是运营型增长阶段已经开始。虽然按照官方统计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60.6%，但中国的空间城市化所需要的基础设施——道路、管线、机场等——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我国城市化达到稳定阶段所需要的规模。一个简单的数据可看出这一趋势。2015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加上工矿用地超10万平方公里，按照一平方公里一万人的宽松标准，即使2015年中国的城市化建设立即停止，已经建成的城市建成区也足以容纳10亿人口。但我们知道，2015年中国的城市化并没有停止，到今天已经建成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估计可以容纳80%的中国总人口。

这意味着，表面上看中国的人口城市化率只有60%，但实际相关的固投大部分都已经超前完成了。这种城市建成区和城市人口脱节的现象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其他国家一般是有多少城市人口，建成区面积就是多少，城市政府完成资本积累，再根据提高新增城市人口建设城市。中国之所以会出现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城市化现象，与中国采用的独特的依靠土地为城市化融资的模式密切相关。在城市化的第一个阶段，地方政府面临的最大瓶颈就是资本短缺，在这个阶段，谁能创造资本，谁就能获得更快的发展速度。而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金融的融资效率远超其它融资方式，所以中国才能以世界罕见的速度和规模，完成城市化的资本型增长阶段。

从图1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土地融资规模有多么惊人。我们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几个资本市场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日本的股票市场是6万亿美元的规模，房地产市场是10万亿，合起来大约16万亿美元；欧盟股票市场的规模是20万亿，房地产也大约是20万亿，合计40万亿美元；美国股票市场的规模大约30万亿，房地产市场30万亿，合计是60万亿左右；而中国的股票市场的规模只有6万亿美元，和日本规模相当，但房地产一项的市值就高达65万亿，超过其他国家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规模之和。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空间城市化的会度相对于人口城市化出现一个巨大提前量。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空间城市化的第一阶段已经接近尾声。那么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即将进入的城市化2.0阶段的发展特点是什么？土地金融是否还可以发挥在城市化1.0阶段所产生的类似的作用？图2显示的是城市化从0到100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成本的变化，在城市化初期阶段，地方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资金缺口特别大，此时只要能获得资本，城市就可以实现快速发展。土地金融正好满足了这阶段地方政府的融资一需求。但一旦城市化进入下半场后，城市的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建成，此时地方政府的投资需求也将随之下降。由于在城市化的上半场，地方政府的固投增长非常快，所以一旦城市化进入下半场，地方政府的固投也会下降的非常陡，很多地方政府发现原来的高速增长的经济突然间突然失去了动力。

当进入到城市化的下半场后，虽然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卖的价格更高了，但获得资本性收入却找不到足够的投资项目，资本也因此变得不再稀缺。在这一阶段，运营性成本快速增加，使得城市的现金流变得非常稀缺。所谓运营性收入是相对于资本性收入而言的，卖地获得的收入，是资本性收入，其本质是城市政府的借的钱；税收，是运营性收入，其本质是城市政府挣的钱。看上去都是“钱”，但由于二者获取的方式和途径不同，对应的支出也是不一样，资本性收入只能用于资本性支出；运营性收入，才能用于运营性支出。

当城市化进入第二个阶段后，运营性支出会快速增长。由于这些支出不能用资本性收入覆盖，只能依靠运营性收入，其结果就是是运营性收入取代资本性收入，成为制约城市化下半场地方经济发展的瓶颈。刚才小鲁讲政府支出要更多地转向民生，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我完全同意，但这一政策转向成立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有足够的税收。如果说获得足够的资本是实现高速度增长的前提，那么获得足够的税收就是实现高质量增长的前提。政府减少固投并不等于增加税收，因为政府用于固投的钱是以投资的剩余作抵押向居民融资借来的，如果政府没有进行相应的投资，这笔钱也就根本不会存在。这类似于一个人的房贷只能用来买房，一旦你不买房了，这笔钱也就没有了，因此房贷不能被用来交水费、电费和物业费等。城市也是如此，学校、医院、社保、养老金、基础设施运维……这些钱只能依靠财政的一般性收入来覆盖。的原因，卖地的钱和一般性的支出的钱是两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