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赵燕菁：中国城市化的下半程(3)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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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城市化下半场的经济特征： 资本性收入不再重要，运营性收入成为增长的新约束； 投资不再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新的动力来自于有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城市化下半场的经济特征：

资本性收入不再重要，运营性收入成为增长的新约束；

投资不再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新的动力来自于有效需求——本地市场成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这两点个特征意味着在城市化的下半场，地方政府最主要的经济目标：一是税收，二是消费，而这两点都和家庭部门的投资密切相关。

在城市化2.0阶段，政府部门的重资产大部分已经完成，投资的需求主要来自企业和家庭部门。其中，家庭部门的重资产化是城市化2.0阶段能否创造足够的投资需求的关键。而家庭部门正是在城市化1.0阶段被我们所忽视的：

如果家庭的生活成本很高，劳动力成本就会很高；劳动成本很高，本地企业就缺少竞争力；本地企业缺少竞争力；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企业，企业弱，政府的税收就会大受影响；

如果家庭缺少财产性收入，消费就会不足；消费又不足，市场规模就很难扩张，与消费相关的税收和就业就会不足。

在中国的税收结构里，地方政府的主要现金流性收入来自于企业部门。企业部门的成本结构，决定了其创造现金流的能力。而在企业的运营成本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劳动力成本；而劳动力的价格，是与家庭部门最主要的支出结构密切相关的。家庭部门最主要的成本，也就是劳动力最主要的成本，就是住房成本。只要居住成本居高不下，所有与劳动有关的经济活动都要面对巨大的成本压力。由此可以说，一个城市低成本租赁住房的可获得性，决定这个城市能不能持续支撑制造业的生存和发展。如果居住成本很高，导致劳动力价格过高，企业就会迁出这个城市，税收与就业也会随之流失。虽然一个城市建成了，在城市化1.0阶段获得了成功，但如果投资的基础设施创造不了足够的税收，政府无法获得足够的现金流性收入，在城市化2.0阶段这个城市依然有可能被淘汰——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城市因为缺少低成本的住宅而导致人口净流出，进而引发企业的大量迁移。

中国目前并没有主流的廉租住宅供给渠道，低成本租赁住房的很多功能，是由非正规的“城中村”来承担的。近些年，南方和北方的城市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在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的研究中，城中村占整个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比例，应该是一个很有解释能力的变量。南方很多城市半违章的城中村，使得低成本可租赁住房的可获得性远远高于北方城市。正是这些低成本的住宅，使得利润微薄的制造业得以在地价昂贵的大城市生存下来。其中城中村占比高达60%的深圳，几乎以一己之力承担了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全部打击，非正规住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

当进入城市化下半场的2.0阶段，公共服务生产对经济增长已经基本不构成约束，此时真正的增长约束来自于需求——生产出来的产品难以销售。今天的中国，已经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制造业，但生产出来的很多产品，本国根本消化不了，只能依赖欧美等发达国家提供的外部市场。在生产供过于求的时代，拥有市场的一方，会享有巨大的消费者剩余。从创造内需市场的角度，未来靠非正规租赁住宅获得低成本优势的深圳可能会输给了其长期的对手——广州。尽管深圳在不久前经济总量超越了广州，但广州为区域经济乃至国家经济贡献了远大于深圳的市场份额。2019年，广州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达9975.59亿元，而深圳仅为6582.85亿元，不仅落后于上海、北京、广州，甚至不如重庆、成都和武汉，位列全国第七。

以非正规租赁住房为主的住房结构，是导致上述现象最主要的原因。一个最直观的解释，就是住房是家庭最重资产的投资，同时也是其消费的基础——有房的人才会去买车，买冰箱等这些耐用消费品，否则即使有钱你也无法把商店里的商品搬回家——因为你根本没有家。而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则是非正规的租赁住宅虽然能降低居住成本，但同时也限制了居民参与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抑制了家庭财富的增长。所谓二次财富分配，是指政府的公共投资带来的新增社会财富在居民间的分配，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不动产升值的方式实现的。是否拥有财产决定了你是否能参与财富的二次分配，在这种财富再分配机制里，财产性收入给家庭部门带来的财富增加远大过一般性收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目前的中国，家庭完全可以根据有无住房而被区分为两个阶级。

可以说，正确的住房制度是要解决城市化下半场的两大问题——劳动力成本和家庭消费——的关键。要想降低进入城市的门槛，房子就要以租为主；要想获得财产性收入，房子就要以售为主。面临两难冲突，最好的办法既不是租也不是售，而是把租和售结合起来——先租后售：一开始居民的收入低，这时政府要让他们能通过租房把居住成本先降下来，让这些人能在城市里工作并居住下来，等到他们获得收入并上缴给政府交足够年限的税收以后，政府再把住房按照成本价卖给他们，而以往租金可以算作住房的按揭。这样，就为城市劳动者设计了一个以低价获得城市住房的路径。在这些人口“租”房的过程中，企业同时获得了廉价的劳动力，政府因此获得了企业税收；在政府将住房“售”出以后，家庭消费会给商家带来市场，政府一样可以通过消费获得税收。城市经济自然从“卖地-固投”驱动，转换为“税收-消费”驱动。“先租后售”实际上是1998年房改的扩大版，当年的房改也是通过将长期租赁的公房低价销售给租住者，创造了中国第一批有产者。正是这部分有产者支撑起了中国今天的大部分内需。从98房改的实际效果就可以看出，有房和无房，其家庭的消费会处于完全不同的数量级。

文章来源：《中国住宅设施》 网址: http://www.zgzzsszz.cn/zonghexinwen/2020/0722/3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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